壹、前言

施逸翔先生畢業於東吳大學哲學系，目前任職於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。曾經擔任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、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國內事務部專員，在廢死聯盟擔任執委，在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Covenants Watch 擔任執行秘書。

施先生在台灣人權會推動社會運動很多年了，表現得非常的出色。他的學術背景哲學與中文，歷年見證很多人權相關法案的改革。對人權碩士學位學程、《台灣人權學刊》都給多非常多的幫助。包括本學刊與非政府組織的聯繫、對外的邀稿，很多都是請施先生幫忙協助的。然而，施先生如何一步步的走進人權推動的工作，以及施先生在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工作跟規劃，都是我們關注的重點。

貳、為人權發聲的契機

施逸翔先生回憶起他的人權啟蒙老師，是陳瑤華老師。當時施先生在東吳大學念哲學研究所，陳瑤華老師願意收他當學生。在那之前，他對人權的知識、實踐完全是空白的。陳瑤華老師也是女權會的理事長，在三八婦女節的時候，在東吳校園辦了一場活動，就是邀請了三位女性的政治受難者，像是阮美姝女士、許金玉女士、還有高牧師娘（高李麗珍女士）到東吳大學演講。她們以一個女性的角度，來談過去那些受壓迫的經驗。這個活動對施先生來說，印象很深刻。

其實到那個時候，施先生才開始意識到，就是過去所學的國民教育歷史、地理似乎是一場騙局，他慢慢知道過去發生的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一些事情。從此之後，施先生就自己利用時間去閱讀一些過去的書籍、報導，才開始真正的認識這塊土地。再來就是認識了黃默老師、瑤華老師、還有雷神父，他們一起在東吳大學創設了第一個跨領域的「人權碩士學位學程」。施先生記得非常清楚，第一屆的學生，有一號人物叫作「蘇建和」[1]，同學們都叫他老蘇。

施先生一開始並不認識蘇建和，也不知道他身上發生過的案子。但是他記得有一次學程要開說明會，在路上出現一個瘦骨如柴、高高的，蠻滄桑的一個男子，就跟施先生走一樣的方向。他們彼此互看一眼，卻也都不認識。蘇先生就跟施先生說他要去人權學程的說明會，於是他們就一起去。後來在那場說明會中，施先生才知道這名男子是誰，就此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施先生後來又讀了張娟芬的《無彩青春》，對蘇建和案一事有了更深層的了解，對他來說是另外一個震驚。就是蘇建和的案子、他的犧牲、他的青春，然後被司法耽誤，但是同時也因為他的生命，帶動台灣司法多次的改革。比方說「無罪推定」原則的確立，然後增加「交叉詰問」的司法改革。施先生在看完張娟芬的書之後，有一個很深的感受：「做為一個台灣人，在初次民主化之後的時代，誰都有可能隨時被能捲入一個冤案中，那個人可能是你，也有可能是我。這並非不可能發生的事，因為蘇建和就是血淋淋的一個案子。」

第三件促成施先生走向人權之路，就是因為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的成立。人權學程設立的宗旨之一，就是想跟台灣的很多公民社會有接觸的管道，包括移工團體。當時候的台灣，有一個菲律賓移工組織者叫G.S. trada，這個組織在香港叫APMM，可以翻成「亞太移工網絡」。這個團體向施先生提出邀請，他就跟瑤華老師說：「菲律賓要辦理國際團結的人權事實調查任務，然後問我們要不要去。」那時候菲律賓是在艾羅育（雅羅育）總統執政，法外處決其實非常的嚴重，這個嚴重程度可以堪跟馬可仕的戒嚴時期，不只不相上下，反而更加的嚴重。施先生說那時候對人權的知識很有限，對於那邊的危險程度也沒有明確的評估的情況下，他就找了陳瑤華老師、華梵大學的龔為真老師，跟另外就是黃緒中同學，四個人一起去參與。

那個時候施先生一行人，還到了菲律賓前總統，小艾奎諾的家族掌控的很大蔗糖廠去做調查，不過那個地方休工狀態。也就是說，台灣這邊是工時過長、工作過勞的情況，但是那邊的勞工是沒有工作，所以工人普遍薪資都非常低。勞工月薪只有九披索[2]。所以當時處於工人罷工的情況，政府派了軍警鎮壓，有五個工人因此喪生，這是施先生他們去調查的區域，他們也是去了之後才知道真實局面，是非常危險的。那附近還有一個軍營，有很多民眾不斷的被暗殺。甚至當時有招待過他們的一個公會領袖，在他們回到台灣沒多久，他也被暗殺了。

這段經驗就是另外一個震撼，這也是一個國際的人權案件，然而背後牽扯的權力是惡名昭彰的，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脈絡有高度的相關。以上就是促成施先生投入人權運動的主要三個震撼。

參、台權會的志工訓練

施先生一行人算是勇敢又幸運的回來了，他們也帶回很多資料，大約是2005年的事。暗殺事件在2004年發生的。陳瑤華[3]老師也為此做了很多準備。在他們回到台灣後，施先生開始參與學程的工作，甚至因為蘇建和的關係，也主動的參與台權會的職務活動。在施先生大學的時候，參加了文藝研究社，當時他對社會議題的認知是零。但是，當時有點文青情懷，覺得楊牧、王靖獻的作品很迷人。不管是楊牧的散文，或是關注台灣本土的原住民，又因為他在花蓮，也有很多地方關懷，他也關注西藏的事，只是他的詩不太好讀，施先生說不知這算不算一種潛在影響。

因為蘇建和的關係，所以那個時候就去參與台權會的志工。因為蘇建和在台權會就是負責志工的訓練。他也為了這些志工，規劃了一系列的課程，包括找了馬躍．比吼的紀錄片，舉辦映後座談，談論原住民族的命名問題。也有找了陳怡蒨老師，來談性別議題跟法律的問題等等。只要認識蘇建和的人都知道，雖然他的人生充滿很多悲情，但他也是一個能言善道，非常喜愛聊天的人。他的教學風格是跟這些年輕的朋友聊天，在聊天的過程中偷偷放入重要的價值或是他的人生觀。因為這個特質，很容易跟年輕的朋友產生很多互動。所以參與台權會的志工，能很快的認識台權會的運作內容。

施先生回憶起那些有趣的志工活動，他記得第一次去台權會，地點是舊址，在新生南路上，就是陳文成基金會的樓上。因為廢死聯盟算是在台權會跟司改會共同的合作下催生出來的。那個時候他們跟曲海員老師有擬一個調查，是一項大型的計畫。計畫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調查國會的立法委員，他們對於死刑存廢的看法。所以施先生那天的工作就是去打電話，當時台權會的秘書長是吳佳臻，他就給我一批辦公室電話，他就一一的打電話，談話內容就是：「請問你有沒有收到問卷啊？請問你們對於死刑存廢的看法？」廢死一直是一個敏感的議題，有些辦公室基本上是不願意回答的。甚至有些人一聽到是曲海員老師的計畫，就開始謾罵曲老師。

肆、維護各式人權議題的請求

雖然社會大眾對廢死議題的觀感，改變不大。不過廢死聯盟的作為或張娟芬的系列書，有成功鬆動民眾的某些思考，鬆動大眾對於這個議題的探討。應該是說，在倡議死刑存廢這個議題，有一段時間的策略，就是試圖要說服政治高層或執政者，由上而下的進行制度性的改革。

但是，大家後來發現這種策略，在台灣受到了很多限制。因此廢死聯盟開始轉向其他策略，開始舉辦歷屆以殺人為主軸的影展、人權關懷的閱讀，讓大家看到死刑犯人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，他們也有立體的情感，有深刻的人生遭遇，裡面甚至牽涉到社會結構。讓民眾開始關注每一個死刑犯的個案。施先生認為這些就是積極的策略，有意的讓死刑者的樣貌，透過各種活動讓更多人看見他們，這種推動會慢慢的發酵。民眾雖然沒辦法一下子改變思維，但日久天長一定會有成效。包括廢死聯盟這一、兩年在全國各地推動的審議式民生，這種的改變都是不明顯、無法立即收效的，接觸的民眾也不多，但是只遇到一個人，就是一個改變的機會。。

然而台權會能夠成立，最早是脫離不了政治環境。某個程度來說，台權會跟黨外人士，或是民進黨的關係非常密切相關。所以有的民眾會認為當時的台權會，就是民進黨黨外的附屬機構啊。但這種民進黨側翼的關係，後來也慢慢的轉變，大眾也希望台權會是一個比較獨立的機構，純粹的關心人權議題、關心各層面的不同議題，不用為某個政黨服務。而台權會也從最早的只對於政治權利的關懷，一步一步擴大到對經濟、文化、社會的關懷。

施先生坦白的說，到現在還有很多人會說台權會是民進黨外圍團體。台權會之所有這種象，施先生認為台權會的第一個十年或第二個十年，它的結構成員就是那樣，沒有什麼彈性。中間之所以有轉變的契機，就是黃文雄先生在擔任會長的時候，以及更早的邱晃泉律師帶來的影響。一直到現在的章程，台權會要做的事非常的多，不限個案的救助，還有立法、人權教育，還有跟國際團體的聯繫。

過去處理的個案比較是政治性個案，最近在做歷史檔案的整理，軍中人權的個案也是不少。施先生相信，透過個案的情況，能夠反應出背後結構性的壓迫。若是個案的情況一直浮現，而且是同樣類型的，那麼大概可以推論，背後相關的法律、相關的制度會是有問題的。所以到現在，台權會一直接受個案的請求。

但是現在遇到的個案就比較特別，像是從其他國家來台灣尋求政治庇護的難民，那像流亡藏人，或是因為烏干達對於LGBT的迫害，又或是土耳其、敘利亞等國因為內戰的關係，都會有難民來到台灣。施先生所接觸到的狀況中，比較多的是在精神療養院被強制住院的個案。台權會處理過的情況，就是跟個案接觸後發現，他們並不符合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的條件，但是被強制住院了。台權會就會透過一些方式，讓他們被釋放出來。

可惜傳統媒體比較少傳播這一類的消息，使得民眾都不太了解台權會正在做的事，以及替人群帶來什麼樣的改變。因此若以實用主義來看，這些努力是非常邊緣的，世人看不太到它的價值。而這些被強制住院的精神病患、還在協助監所裡面的就醫個案、毒癮藥者他們的權利。也許是這些邊緣人群沒有選票，無法吸引政治人物的關心。台權會從去年開始，聘請了一位專員，請他規劃社群網路的經營、影片的剪輯，希望能開啟一接觸社會大眾的管道。台權會很希望能讓社會大眾看見志工、夥伴的努力。只是現在的經營成績沒那麼好，施先生和夥伴會再努力。

台灣在國際社會上，給人家的印象是：「台灣社會還是十分保守。」不願意在廢死這個問題上跨出一小步，更不用說跨出一大步。如果能把台權會救濟精神病患、服刑者的情況，一步一步的向社會大眾說明，應該可以改變保守的想法，讓國際社會了解「台灣這個社會並不再那麼保守」，甚至對於新的議題都能關注。大眾傳播、行銷對人權教育、人權理念的傳達、還有對於跟社會的聯繫、跟國際社會的聯繫，應該非常有幫助。雖然台權會做的還只是初步，但一定越來越深入。

國際社會的部分，因為台權會有參與一些國際組織，所以相關的場合，施先生都會去呈現台權會的努力。不過現在台權會主要的一個策略就是建立南部辦公室。南部辦公室扮演的角色，就是希望讓北部的議題，像是在國會、或是各政府機關的重大議題，都能夠帶南部去。透過南部辦公室的人權教育訓練、志工訓練、律師的培訓等等的，至少讓北部的議題，可以讓南台灣的民眾認識這些議題。這是台權會目前的一個規劃，為了這個目標，台權會還設置「人權集氣金」，就是這個用意。台權會從來沒有忘記地方人權工作坊的努力，希望在台北以外的地方，能跟其他在地化的組織做傳達。一方面認識他們的議題，一方面也讓他們知道國際資源，像是有《兩公約》、《國際人權公約》等工具可以使用。

伍、組織架構與資源分配

台權會目前還是關注在台灣人權議題的開拓，在能力及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，要妥善的運用人力。台權會目前蓄積的能量，包括人力跟資源嘛，目前專職人員有十位，已經是這三十幾年來的高峰了。十個工作人員的配置，在NGO裡面還算有規模的，搭配勞動條件、薪資條件，都需要資金挹助。所以台權會的募款壓力，是隨著人力的增加而增加，台權會大部分的募得的資金，其實是用在人事費用上面。

因為每個專員身上會背一個、二個議題，是要進行倡議的工作。其實台權會的主力還是在議題的倡議。至於人權教育的部分，目前的規劃是由南部辦公室的專職人員來規劃，希望至少做到一年一次，並且要到不同地方。所以一場工作坊辦下來，差不多就要十幾萬。也幸好這類的活動性質，還可以再跟一些基金會去募款、申請經費補助。所以業務費的部分，就是省吃儉用累積來的。

　台權會的工作是辛苦的，付出了許多時間，計算下來的報酬算是比較低。但是大家都是為了價值理念而來。但假若是無法提供穩定的保障，或是生活條件不太理想，也不能維持長久。所以施先生也非常的希望，讓台權會的工作人員，流動率不要太快。希望就是願意來的，能夠待上一、二年，好好的經營起一個議題。施先生為了要留住人才，也努力的豐厚勞動條件、薪資，讓大家可以專注的自己的議題經營。致於實際要做的工作內容非常多，專員或志工要怎麼選擇自己的工作，有辦法選擇嗎？有決定權嗎？這就要介紹台權會做得不錯的地方。台權會的內部結構分成兩層，以人團法來說，叫作理監事，但台權會比較習慣稱呼為執行委員。他們是不支薪的，可以說是「顧問團」，當然會長、副會長能夠做執行委員討論事項的最終裁決；另外一層是秘書處，秘書處主要的架構就是秘書長、副秘書長，以及議題專員。

台權會在過去幾屆會長、秘書長的經營之下，運作跟決策基本上是採共識決。也就是說，秘書處不是只是秘書有自己的主體性，秘書同時也扮演幕僚的角色、執行的角色。在相關的討論過程中，大部分的執行委員都非常尊重秘書處的判斷。執行委員在一些大方向會給全權會一些提醒、一些意見，讓決策最終以共識的方式呈現。若是廣泛的說，一些比較有規模的組織，大權都是落到秘書的秘書長手上，另外的執行委員及會長，一不小心就淪為「虛設」的職務。因為執行委員不了解日常的工作有哪些、事情的進度到哪裡？所以秘書長、副秘書長即使想表示意見，最後也會因為不夠了解實際狀況，只能對秘書處的處理，進行「同意」的動作，幾乎完全沒有什麼選擇。而台權會如何避免出現這種情況，最主要的關鍵其實是在溝通。

「溝通」並不是說發個信息、提供報告、提出的決議會被採納，這樣的事情而已。其實社運圈的夥伴很多人都知道，台權會在2014年，大約是太陽花學運前後的那個時間點，發生了會長跟部分執行委員，透過臉書宣布他們退出台權會的重大訊息。大概可以解讀成因為秘書處的一些決定，沒有辦法好好回應執行委員的期待，總之那一次造成上下之間很大的挫折感。

施先生認為關鍵之處，還是在秘書處跟執行委員之間的互動方式是如何。現在秘書處會維持一個禮拜至少一次的內部會議，所有的討論結果都會記錄起來，並且將會議記錄寄給執行委們去看，以增加雙方訊息的流通。台權會一個月至少也會有一次執行委員會，另外一年會有一次大型的「內部組訓」，組織訓練的一種。內部組訓並不討論細瑣的日常工作，而是檢討前一年的工作，並且能規劃下一年的工作方向及內容。一直到現在，內部組訓已經演變成不只是討論台權會的發展，而是會盤點社會現象，或是去把台灣的局勢帶進來討論，以調整台權會在其中應該扮演的角色。

執行委員跟秘書處之間的互動，會長跟秘書長也要適時的回應內部的爭議，並且及時的處理，有些事情雖然比較內部，但不能夠不處理。其實全權會的大家，工作能力都很好，工作意願也很高，只是人數多了，事情雜了，就會產生人際問題，或是工作之間的誤解，這些都很需要會長跟秘書長幫忙排解。為了讓成員之間密切的聯繫，台權會也會辦理一些聯誼性質的活動。

陸、做中學與學中做

至少目前為止，台權會算是一個相對平等的工作。在工作上已經有制定的原則或規則，也就是說內部的組織跟制度算蠻健全的。對於國際大勢的變遷，台權會應該扮演什麼角色？在台灣這個大環境的局勢中，台權會又有什麼樣的處境，施先生認為進行檢討，是非常有幫助的。近一年來看，台權會發生非常多事情，像是2019年內部組織訓練拖到年底才舉辦。在過去幾次的組織訓練中，會因為遇到了選舉而影響組織訓練的舉辦方式及時間。對於外部局勢的了解，台權會才能夠規劃思考，下一步有什麼樣的策略可以做，面對有限的人力跟資源，應該下哪一步棋，才能得到眾人想要的結果。

台權會目前採取的組織訓練方式，大概是工作人員或是秘書處自行評估，再交由執行委員們討論跟提出意見。若要維持台權會在國際社會上的能量，能有比較大的影響力量，這樣的檢討與研究，是不能少的。外界會認為秘書處可能帶有「野心」，施先生的理解認為「野心」是存在的，但野心是用在目標的達成、理想的實現。

所謂倡議成功的想像，因為比較具有理想性，有時候是太過理想性，所以會比較難。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，不會因為目標太過理想，或太難企及，而不務實地處理眼前的大小事務，甚至常常在挫折中度過每一天。但是至少大家是一個團隊，在工作上的情緒、或是挫折，大家會一起分享或排解，大家可以再一起討論看看，下一步的可能性。

施先生到了台權會的這幾年，對於內部的規劃、計畫、溝通，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現。然而講最有成就感跟最挫折的事，他認為他進台權會，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國際人權公約，而且是因為夥伴正好要離職，加上施先生在東吳跟陳俊宏老師做《兩公約》的研究案，所以就順勢參與兩公約盟。第一次有成就感的地方，施先生回憶到，在他剛進去的時候，就定義好工作的方向，於是他很努力的說服NGO，或者可以說讓公民社會的其他NGO了解、知道什麼是兩公約的國家報告審查，並且表達願意能寫一份報告，並且繼續願意參與後續程序。

其實在一開始時，是經歷非常大的挫折，因為大家不知道這是什麼機制，很多NGO忙得人仰馬翻，根本不能好好坐下來寫影子報告。施先生好不容易找了一些資料，開始要寫了。最大的成就感，其實就是大家所提的影子報告跟施先生的論點，在國家報告審查的過程中，大量地被國際審查委員所接受。他覺得那個成就感，不見得是個人成就或台權會成就，而是當各個NGO都看到兩公約初次審查，國際審查委員給的結論性意見，現在大家幾乎都能站在NGO的角度，來給台灣政府批評跟建議。

那個時候，大家受到鼓勵，願意相信這套機制、這套工具是有幫助的。所以到了第二次、第三次、，或是其他公約開始，NGO大多不會放棄這一塊，在工作上的成就感覺很不錯。這也是NGO一個很大的轉變。好像最早的NGO是非常遲疑的，好像不願意參加。其實他們的不願意參加，有很都是比較現實的問題，就是他們沒有人力，他們沒有時間。施先生印象最深刻是SIDO公約的第三次審查，新移民的議題。其實是被國際審查委員高度關注的，但是他們的好朋友南洋姊妹會，就真的沒有人、也沒有時間參與。

柒、後記－新移民的公民權

 新移民是台灣社會今後幾年的大問題，而且不能不面對。社會上討論新移民、討論移工，比較是從經濟的需要、經濟發展來看。但站在人權的角度來看，應該要擴大討論的面向。為什麼移工、新移民，對台灣來說是關鍵的議題，最基本的原因在於台灣缺少勞工。可是這些各國來到台灣的勞動人員，台灣社會並沒有不善待他們。台灣不只在經濟上需要他們，在促進多元社會的遠程目標中，外來勞工的加入，正好可以促成台灣社會多元化的面貌與發展。他們對台灣今後人口的結構，也佔有影響力。假若台灣社會能比較開放的接納移工跟新移民，甚至是給出公民權，會是一個良善的處理方式。施先生認為給移工或新住民公民權，對台灣是非常有幫助的。文化能多元、語言也多元，這樣才能突破過去殘餘的陳老的觀念、封閉的思想、保守的氣息。也只有這樣，台灣的人口結構有機會改變，進而帶來多元文化、多元語言、多元宗教，並且突破少子化的困境。

假若台灣有新的人口結構、新的社會，同時這三十年來對人權的關懷、人權觀念的傳播，台灣社會應該不太可能再接受中國共產主義的價值，因此不論是從經濟上、從文化上，台灣都需要這些移工。施先生表示如果有需要、或者能力所及，台權會一定會努力協助促成此事，不過要在社會輿論中下功夫，也要從社運倫理做考量。

比方說，新移民的議題，已經有東南亞姐妹會、屏東好婦女協會、賽珍珠基金會，經營非常多年了。如果他們來找台權會合作，經過評估台權會也會願意協助。對於移工的議題，有台灣國際勞工協會、桃園群眾服務協會，可以跟這些友好團體結盟。台權會可能比較擅於去做制度的倡議、制度的改革；而其他團體，他們可能善於去接觸個案。NGO的結盟，就是大家扮演不同分工的角色。台權會NGO身為社運團體中的龍頭，也有點像政府機關的眼中釘，但是政府機關也會需要台權會的配合，共同合作公益事務。

這幾年來最挫折的事，就是因為蘇建和，他是施先生的學校同儕，也算是同事。那施先生剛進台權會的時候，蘇先生仍然是訴訟纏身。在2015年那一次，眾人在濟南教會集合，因為濟南教會是蘇案救援成功很重要的地點，有一陣子幾米是是不分晴雨、風雨無阻的繞行。直到宣判的那天，施先生陪同蘇案三人，一路走到法庭。那一次大家都很期待是無罪宣判，但是很不幸結果，就是那一次是有罪宣判[4]。因為他很親近的同事，大家其實都非常難過。不但是蘇案遇到了挫敗，再來是同事的案子沒有辦法進展，卻又無能為力，這是一次非常挫折的經驗。[5]

施先生表示，在今後幾年中，仍然會留在台權會。而台權會有施先生的努力守護，實質的成長很多，幫助也非常的大。不論對台權會來講，還是對台灣的人權狀況的推動，有眾人的努力，都為台灣社會帶來很大的助力，很清楚的方向，以及很有希望的未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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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本專題採訪獲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」補助